陈梦家夫妇

来源：公众号“山河小岁月”原创

原题：《陈梦家之死》

作者：李舒（作家）

●他们卸下皮带，挥舞着抽打我们。起初，他们以皮带为刑具，随后又改用皮带扣。我身着一件白衬衫，最终那衬衫被鲜血染成一片血红。

●赵萝蕤奉命以复写纸誊写革命歌曲。她的笔下流淌出的歌词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她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反复抄写。然而，在一次誊写过程中，她不小心将“万”字误写成了“无”。正是这个小小的疏忽，让她背负了罪名，最终被捕，度过了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

近日所撰关于傅雷的文章，其初衷旨在将9月3日这一日专属于他。

我有些偏心。

依照他个人的设想，他的五十周年忌日，理应在数日前便已降临。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厂胡同，在明代曾是东厂的驻所。1625年，因上书弹劾魏忠贤，左副都御史杨涟等六位官员不幸被天启皇帝投入东厂狱中。他们每五天便遭受一次严酷的拷打，身受土囊重压，耳被铁钉贯穿，最终惨遭杀害。

1966年8月24日，这条曾目睹无数忠臣坚贞不屈的胡同，再度陷入一片恐怖的阴霾之中。

这一天，北京的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革命小将们满城抄家，打人毁物，没收财产。在东厂胡同，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的两位老年妇女。

“宛如屠宰牲畜之声”，多年以后，居住在东厂胡同的刘大爷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声响。他坐在竹椅上，陷入了久久地沉默之中。

那一晚，东厂胡同的居民们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凄厉的惨叫声如同一夜长鸣的警报，直至破晓时分方才逐渐平息。随着黎明的到来，火葬场的大卡车驶入胡同，将逝者的遗体运走，这场悲剧至少夺走了六条宝贵的生命。

位于东厂胡同之侧，便是那座考古研究所的所在地。在那不寻常的一夜，除了东厂胡同的住户之外，还有一位同样被那凄厉的呼喊声所惊扰。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头下，他遭受了红卫兵的严厉审问，被戴上了“流氓诗人”的恶名，并被囚禁在考古研究所内。这一切，他早在心中有所预感。

那是十几年前的某日，燕京大学的校园广播突然响起，通知全校师生共同参与集体操活动。在众人纷纷对此置若罔闻之际，他却异口同声地表示：

“1984已至，太快了。”

《1984》这部作品由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创作，它预见了未来极权主义社会的种种景象。

8月24日的夜晚，他耳畔响起了窗外传来的凄厉惨叫，随之而来的是那伴随每一声惨叫的铜皮带抽打声。皮带击打在人体肌肤上，发出几声沉闷的回响，宛如击打在棉絮之上。“或许并非人类。”他心中如此思忖，然而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无情地推翻了他的猜测。

他对同事直言：“我绝不能再容忍他人将我视作猴戏的玩物。”言罢，他留下了令人哀恸的遗书，随后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片。

8月24日，正值阴历七月初七，当天的天空披上了一层新月清辉。

他20岁写下诗句：

新月扬帆

当晚若死，或许是个好结局。

剂量不足，他存活了。

在民国时期，我最为倾心的诗人，非他莫属，即便徐志摩、卞之琳、闻一多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也难以动摇我对他的敬仰之情。

陈梦家。

陈梦家

一

梦家，家乡梦，美名也。

赵珩先生回忆道，陈梦家曾在凌霄花盛开之际，向他倾吐：

“为何称我梦家？”

“做梦回老家了？”

“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母亲在生我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头猪。然而，我无法直接称之为‘梦猪’。于是，便在‘猪’字上方加了一个‘宝’字。”

赵珩先生虽无法确认这则故事的真伪，但无可否认的是，“家”字的甲骨文形态，其上确实是宝盖之形，下附一“猪”。至于陈梦家先生的弟弟，其名唤作陈梦熊。

陈梦家，浙江上虞之籍。其父乃一位虔诚的牧师。自幼年起，牧师父亲便研习基督教义，涉猎天文、地理、数学等领域，唯独未涉足英文。其理由是：上帝普世可亲，若宗教传播中引入外来不利因素，他誓将予以抵制。

陈梦家承袭了父亲那份不屈的性情，即便在外表上难以窥见端倪。

我承认，记得陈梦家只因他帅。

他眼中闪烁着明亮的星辰，神采奕奕，眼角微翘，宛若卧蚕轻卧。眉宇间虽显稀疏，但一头浓密的乌发犹如泼墨，鼻梁挺直，唇形优美，堪称中国古典美男子的典范。

“因为他长得漂亮。”

容貌俊朗的陈梦家先生起初投身法学领域，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并取得了律师资格。随后，他转而投身新诗创作，跻身“新月派四大诗人”之列。两年后，他又赴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专攻古文字学。学霸的人生轨迹，令人赞叹不已，除了敬佩，我竟无言以对。

钱锺书也比不上他。

赵萝蕤

据传，《围城》中的唐晓芙形象，其原型便是赵萝蕤。钱钟书曾倾心于赵萝蕤，却未能如愿，这自然只是众说纷纭中的一种。然而，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被誉为校花，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她于1912年出生，父亲赵紫辰是一位基督教神学家，而她则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在十岁那年，祖父好奇地询问她：你长大后希望获得哪种学位呢？

赵萝蕤回应道：“我仅愿成为一位无任何学位头衔的第一流学者。”

最终，她荣膺燕京大学学士、清华大学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赠赵萝蕤女士，感谢其翻译《荒原》。”

“看，那就是他！”

陈梦家和赵萝蕤

陈梦家与赵萝蕤的爱情故事，已随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然而，从留存的照片中，我们仍能窥见他们宛如珠联璧合的倩影。二人皆出身于基督徒家庭，对文学与诗歌怀有相同的热爱。她，是温婉贤淑的大家闺秀；他，则是风度翩翩的才子。他们仿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世间再难寻觅如此般配的佳偶。钱穆曾如此描述：“其夫人乃燕京名校之佳丽，追求者众多，却独独青睐梦家那落拓不羁、散发着中国文学家气息的长衫。”

1935年，他们向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坦陈了彼此的爱情。在那年的4月9日，赵父给女儿寄去了一封诚挚的书信：

我深知梦家是个充满希望的人。我对女儿的志向充满信心。我从不畏惧他人的闲言碎语。若你们坚持要举行婚礼，那就请自行安排；在我看来，仪式本身并不能增添多少实质性的意义。

仪式之简朴，宛若预期，1936年1月，陈梦家与赵萝蕤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婚礼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内举行。叶公超先生赠予他们一份厚礼：一只朱红色的大瓷瓶，其上可置灯具，一张矮小的单人沙发床，以及一套硬壳包装的哈代经典诗剧《统治者》。

那是一个深夜，忽闻园外传来喧闹的呼叫声，将她与陈梦家惊得心惊肉跳，误以为强盗将至。随后，又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喘息声，然后便归于寂静。许久之后，确认无恙，两人方敢安心入睡。原来，是王世襄与一众好友牵着四条猎犬，在夜半时分前往玉泉山捕獾，拂晓时分归来，因园丁已入睡，无人应门，只得翻墙而入。

在王世襄看来，陈梦家的举止投足，乃至抽吸与品茗，都流露出一种非凡的气度——他始终青睐锡纸包裹的大前门香烟，且对龙井茶情有独钟。陈梦家不仅是王世襄在收藏古玩领域的引路人，而且每当他踏入古玩店，店主们总会对他礼遇有加。他对每一件古玩都乐于品鉴，且乐于将自家的上等香烟分赠给古董商。凭借其绘画技艺，他往往能迅速勾勒出器物的轮廓。

陈梦家家具藏品

王世襄自谦地表示，他所购置的家具与陈梦家的相比，实难望其项背。自己选购的家具多为零散的单品，不成体系，而陈梦家则是成套地购置家具，从大到八仙桌、画案，小至首饰盒、笔筒，一应俱全。

谈及他的英年早逝，王世襄仅以“可惜”二字，道出了心中的惋惜之情。

他说了那两个字几遍。

二

或许我们更为熟稔的是陈梦家作为青铜器专家的形象，然而，作为一位诗人，他的身影却显得颇为陌生。

我最爱陈梦家诗。

我在孔夫子网上购得价值不菲的《梦家诗集》、《铁马集》及他所编纂的《新月诗选》。置身于北京狂风肆虐的日子里，我常常整日足不出户，蛰居于家中，沉浸于他的诗作之中。读着，读着，时间便悄然溜走，地点与自我意识皆被抛诸脑后，就连饥饿与日常所需也被彻底遗忘。

他的诗作，恰似其本人，温柔如微风拂面。然而，这微风之中却蕴含着坚定的气质，绝不流于俗套，其本质更像是一匹铁马，在寂静中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最钟爱的，是他于1929年创作的《一朵野花》，在《北平无战事》一书中，梁经伦曾提及此篇佳作。

一朵野花

野花荒原绽放凋零。

不愿这生命向太阳微笑。

他知自己之智。

他的喜悦与诗篇随风轻摆。

野花荒原开落。

他望见蓝天，未察觉自身渺小。

习惯风的温柔与怒号。

他的梦易忘。

颇有趣味的是，他的妻子赵萝蕤却表达了不同的志向，她渴望成为一名非“新月派”的理性诗人。为此，她特意创作了一首名为《中秋月有华》的佳作。

今见月

多半是假的

何以这样圆

圆得无一弯棱角

1937年，这对情深意笃的伉俪自北京启程，迁往昆明定居。陈梦家在西南联大担任教职。鉴于校规明文规定夫妻不得在同一所学校任教，赵萝蕤遂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全职主妇。

“八年的时光，我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虽然我秉持着为丈夫奉献的传统观念，但我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厨房忙碌之际，我常手捧狄更斯的著作。”

194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慷慨地为这对夫妇提供了奖学金，资助他们赴美进行研究工作。在此期间，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并积极搜集散落于欧美各地的商周青铜器资料；而赵萝蕤则顺利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学业。

喜马拉雅山隐匿不见

云雾堆成山

一切都太寂寞

天上沙漠

在持续深造考古学的同时，我还计划遍访美国境内四十余处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以此系统地编纂一部青铜器图录。

这一年，他34岁。

在美国的时光里，他走遍各地，寻访那些珍藏青铜器的私人收藏家、博物馆以及古董商。归来后，他便会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并打印出文稿。赵萝蕤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及，陈梦家还以英文撰写了诸如《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并与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先生共同编撰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在美国3年，陈梦家亲手测量、记录铭文的青铜器不下两千件。此前日本人梅原末治编写的《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1933～1935）也只辑录了250件青铜器。更重要的是，陈梦家显示出了自己在青铜器断代、分类、铭文研究上注重索引体系、同时与考古材料对照研究的特点，一言以蔽之，陈梦家为中国的金石学研究提供了未来的方向。

1946年夏日，远赴美国深造的冯友兰携校长梅贻琦亲笔签署的聘书，赠予陈梦家。此聘书旨在邀请陈梦家归国，协助筹备清华大学博物馆。翌年8月，陈梦家启程前往欧洲，行前，他特意拜访了一位友人。

纽约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古董界翘楚，便是卢芹斋（C.T.Loo）。因将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与“拳毛騧”盗运至美国，其名遂播于全球。陈梦家与卢庆斋同籍浙江，后者对于青铜器的研究领域贡献良多。在离别之际，他诚恳地建议这位老练的浙江商人，慷慨捐赠数件铜器，其中包括编号为a714的“命瓜壶”。（经更名后称为“嗣子壶”，目前已被列为一级文物，并珍藏于国家博物馆之中。）。

陈梦家在其致妻子的书信中披露了数则细节：卢某表示，他自认为对祖国有所亏欠，不愿意见到国内的同胞。陈梦家进而建议，为了求得人民与国民政府的谅解，避免给人留下坏人的印象，他应考虑将某物捐献给国家。

1947年，陈梦家、赵萝蕤及其弟赵景德——一位美籍华裔地质学家——一同在美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三

陈梦家不懂政治。

正如他的导师朱自清曾写信告知，闻一多先生在抗战结束后蓄起了胡须，誓言一日未获胜利便一日不剃，而他所牵挂的，唯有自身的学术研究。

重返清华之际，他对国内局势同样一无所知，沉湎于为清华搜集各式古董，并着手筹备博物馆。彼时，解放军正从东北步步逼近北平，城中的旧贵族与遗老遗少们纷纷逃离，陈梦家便认为，这正是他“捡漏”的绝佳时机。

“同吴晗、朱自清、潘光旦一同入城，首站前往西湖营选购宫衣，共购置了十余件。随后，我们来到至尊古斋共进餐，期间收购了价值四千万的古董。我个人则选购了一款紫檀笔筒以及四只精美的瓷碗。”（1948年2月3日）

清晨踏入城中，刘仁政便在青年会门前等候着我。我们携手穿梭于私宅、隆福寺、东四、天桥北大街等繁华市集，寻觅硬木家具，直至黄昏时分。途中，我们特意前往振德兴一睹绣衣风采，实为赏心悦目。今日所购之物颇丰，包括一尊大明紫檀大琴桌（类似画桌，但无抽屉，价值伍佰三十万），一对两半月形红木小圆矮桌（宜作咖啡桌，售价伍拾伍万），一款长方小茶几（选用花梨木制作，二十伍万），以及一块长条琴桌板（需配两茶几作为支撑腿，板面六十伍万）。这两件家具正在小器作中进行修理，预计两星期后即可完工，届时将由振德兴代为雇车运送。此外，我还预订了一张紫檀八仙桌和一张小琴桌，总价约三百万。我将托付一人办理此事，并计划在星期四（即后天）再次入城与刘仁政一同挑选，虽然过程颇为辛劳，却也充满了乐趣。若换算成美金，这些物品的价格堪称物美价廉。（1948年11月8日）

一窍不通，命定悲剧。

1951年11月，陈梦家无奈接受了检查，遗憾的是，初检并未通过。但他并未气馁，接连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尝试。若对这段历史不太熟悉，不妨查阅杨绛先生的《洗澡》以深入了解。

赵萝蕤在日记中记载：“他时而理智明晰，时而情感激荡，我虽处之泰然，然而内心实则难以承受”，“今晨醒来，又被梦境中的疯狂所困扰，于是对他痛斥一番，击碎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一番痛斥过后，他的情绪果然有所好转，这比理性的说服效果更为显著”，“清晨醒来，又与梦境中的自己展开了思想上的斗争。我告诫自己，不应沉溺于无谓的罪恶感，不应骑上那高头大马，以此两句作为座右铭，既不承担未有的罪责，也不自视过高”。

陈梦家那诗人的气质无法忍受此等羞辱，赵萝蕤虽稍显清醒，但亦不失稚嫩。这场风波，难道仅凭“不妄自尊大，不妄自尊大”就能平息的吗？

陈梦家洗澡后险过关。

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陈梦家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两点希望》，他在文章里说：

自西安归来，北京城内“鸣”“放”之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正值百花盛开之际，红五月踏歌而来，好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毛主席两次关于“鸣”“放”的讲话，堪称几十年间推动中国文学艺术与科学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它是即将展开的文化革命伟大征程的激励号角。我深切地感受到，一股新的、健康且持久的潮流已然兴起……然而，我们并非坐等他人“放”声而后“鸣”，亦非只待他人“鸣”后才肯“放”……个人之力，不容等待，不容停滞，让我们迅速投身其中，共同“放鸣”吧！

陈梦家的研究焦点，始终聚焦于那场曾引发广泛热议的汉字简化运动。

自1941年起，他在《认字的方法》一文中便有所论述：

“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堪称使用文字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我们的文字使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三千五百年以上。令人称奇的是，即便历经三千五百年，中国文字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中许多字甚至保持了原貌。据我们所知，商朝时期的人们就已经拥有了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而其之前的文字至今尚未有确凿的发现。”

因此，此次他怀揣着积极的心态，全身心投入到了这场“百家争鸣”的盛事之中。

“昔日，洋人曾诟病汉语之不美，而今，即便是较为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再轻率地批评汉语。在我看来，汉字仍将延续数年，我们应当将其视为充满活力的文化瑰宝，这同样是我们的祖国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夏鼐的日记中，每当考古研究所举行“大鸣大放”的活动，陈梦家总是率先发表见解。

仅仅数周之后，大鸣大放的潮流戛然而止，陈梦家在报纸上突然瞥见了几个激愤的标题：

“驳斥陈梦家谬论”

陈梦家夫妇

四

陈梦家攻击点众多。

首先，是个人社会关系与生活轨迹。陈梦家出身于基督教家庭，其父乃一位牧师。他本人亦曾就读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早年，他曾活跃于充满资产阶级气息的“新月派”诗坛。岳父赵紫宸，身为基督教活动家及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与妻子赵萝蕤在四十年代共同赴美深造、工作。这些生活经历，无疑对陈梦家的政治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每一项背景都将他推向社会的边缘，使他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甚至对立面，成为深度剖析的对象。

“抗战时期，我居于乡野，诸多同事对农民抱有轻视，我亦如此看待他们，自认为优越于他们。……我们的态度与那些根本轻视农民的人并无二致，均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批判材料

三是，陈梦家的收入颇丰，往往容易激起他人心中对富有的嫉妒。除薪资之外，他的稿酬亦相当丰厚，其生活水平显著超越同事。根据《夏鼐日记》的记录，当时陈梦家的家中已配备了电视机。他“几乎是每日都在观赏电影或电视，且有时还会发表自己的评论。”1956年，他更是投资购置了钱粮胡同的十八间宅院，屋内更设有为赵萝蕤购置的斯坦威钢琴，在当时这可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享受。一时之间，关于他的传闻四处流传，举报信也纷至沓来。

无疑，最根本的，在于陈梦家对推行简化字的立场与领袖的观点相左。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议题，更演变为一个涉及复杂思想认知与政治立场的深层次问题。因此，这也成为了他的同侪，如容庚、唐兰等人指责他的理由。

我耗时整整一个月，搜集整理了那些罪状，却发现数量之多，简直难以计数。

批判材料

他的导师与助手们纷纷挥毫泼墨，从各个角落与方向，以七百二十度的视角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

“自命甚高”

“竭力鼓吹自己”

领着高稿费，购四合院。

不尊重老同志意见

以美帝国主义资金进行研究

“和卖国贼交往”

……

批判材料

许多年后，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对陈梦家的昔日助手进行采访时，助手将这些资料交到他手中。那名已声名鹊起的专家低下头颅，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今日讨论的主题并非此物，恳请您不要在《纽约客》中提及此事。”

颇令人玩味的是，昔日陈梦家所寄望的几位青年才俊，其学术之路并未走得长远。然而，这位曾经的助手却意外地承袭了陈梦家的衣钵。试想，若陈梦家泉下有知，目睹此番景象，恐怕亦会心生诸多感慨。

批判材料

7月13日，六

今晨，我出席了所内举办的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此次会议的重点针对陈梦家。

陈梦家是右派中的佼佼者。

自1957年7月13日首次反右运动大会召开以来，对他的批评之声便日益高涨，斗争的烈度亦随之逐步升级。

8月9日，夏鼐日记记：

“午后，大会正式拉开序幕，郑所长亦莅临现场。随后，陈梦家同志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紧接着，王世民、石兴邦、王仲殊三位同志依次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在日记中提及的三位发言人，彼时均未满三十五岁，正当青春年华。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王世民和王仲殊不幸沦为考古所中的异类，遭受了所谓的“牛鬼蛇神”的待遇。在陈梦家不幸自尽之前，考古所内曾发生过一场戴着纸帽的示众游行，王世民和王仲殊亦在其中。

郑所长，众所周知，便是郑振铎先生。彼时，他身兼文化部副部长之职。在其日记中，亦详细记载了那场针对陈梦家的重大会议：

午后二点半，我抵达考古研究所，参加了针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行为的讨论会。会议伊始，我发表了几点看法，随后陈梦家进行了初步的自我反省。讨论显得琐碎，缺乏实质性内容。王世民对其错误行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揭露。石兴邦则对其进行了彻底的驳斥。与会者普遍对陈的检讨表示不满。临近六点，我先离场，原因是要接待来访的外宾。（天气炎热，夜间预计有暴雨）

郑振铎与陈梦家曾为友。

他们均对收藏情有独钟。郑振铎每至考古所，总不忘与陈梦家畅谈一番，偶尔亦结伴同往观展，或漫步琉璃厂、隆福寺间，甚至在陈梦家家中共进过餐。

然而，自反右运动之后，陈梦家的名字便在郑振铎的日记中彻底销声匿迹，二人自此再无交集。

陈梦家夫妇

1958年，赵萝蕤患精神病。赵萝蕤被送往协和医院接受治疗。面对医院要将她转至精神病院的决定，陈梦家坚决反对。为此，他试图借助当时权贵郑振铎的力量，设法让妻子继续留在协和医院。然而，他并未敢擅自行动，而是委托夏鼐从中沟通。至于夏鼐是否传达了这番话，以及郑振铎是否伸出援手，至今已难以查证。

当年十月，郑振铎所乘之机于苏联楚瓦什共和国不幸坠毁。

1958年岁末，陈梦家被遣至被誉为“殷商文化发源地”的河南省，接受劳动改造。在那之后的五年间，他不得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任何观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益于夏鼐的关照，考古研究所将他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对出土的武威汉简进行整理。六十年代初的“小阳春”时节，他再度被调回考古所。摘去右派帽子后，陈梦家如释重负，积极投身工作，性格亦有所收敛。

即便身处异地，陈梦家始终未曾停歇对妻子的笔耕不辍，在某一封信中，他如此倾诉：

“生存固然是必需，但我们的心灵亦需放宽，方能从容面对。”

他食言了。

陈梦家

五

公元1980年，夏鼐获得陈梦家先生生前最后数年所留的日记，其中最后一篇记录于8月24日，内文载道：

今日末尾。

药剂量不足，但被救回。

彼时，素以简练笔触记录日记的夏鼐，感怀颇深。8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陈梦家自杀的前后经过。

一早抵达单位，瞥见公告板上贴着红卫兵发布的通告，内容提及我所内的右派分子陈梦家企图自杀未果。听闻：前日午后，他前往东厂胡同一户蔡姓寡妇的家中（其夫于1963年离世，传闻死前曾将幼子托付于陈），随后被单位内的左派群众捉拿并公之于众。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对抗这场运动，被指控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在他的遗书中，他还诽谤群众，声称他们对他进行了侮辱，因此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后，单位召开了全所大会，文革小组对此事进行了通报，并对犯错误的三反分子、右派分子等进行了警告。

正是这一细节，导致时下流行的故事中，有人散播陈梦家在生命终结之际出轨，与寡妇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的传闻。每当我目睹此类说法，心中便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愤怒。

事实上，在陈梦家紧急救治之际，赵萝蕤却遭受着红卫兵小将们的残酷质询。

翌日，陈梦家的胞弟陈梦熊造访，只见门上张贴着对他的猛烈批判大字报。我踏入家门之际，红卫兵已如狼似虎般守候。他们纷纷戏谑道：“哎呀，你来得好啊，这不正是自投罗网吗？”

红卫兵将陈梦熊与赵萝蕤一同按坐在院落中央的椅凳之上。我们的头发被他们强行剃去，这一剪，竟被戏称为“阴阳头”。随之而来的是皮带的抽打，起初是皮带本身，而后，更是残忍地使用了皮带扣。我身穿洁白的衬衫，却在那一瞬间，被鲜血染成了暗红。一经单位批准释放，我便立即拨通了单位的电话，随后是单位的工作人员亲自将我送回了家中。

陈梦家在世间多停留了八日，然而这八日却无法挥毫泼墨，无法投身考古，也无法钻研学问，显得尤为徒劳。不久，因背负“畏罪自杀”的恶名，他被医院遣送回籍。9月3日，他不幸被发现以悬梁之姿结束了自己55岁的一生。

陈梦家手迹

六

陈梦家离世之后，赵萝蕤遵命以复写纸工整地抄录了革命歌曲。赵梦熊回忆说：

她所创作的歌词，仅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八个字，却反复抄写无数遍。然而，在她的一次书写中，一个不小心，竟将“万”字错写成了“无”。

赵萝蕤因罪被捕，囚禁五年。

病况反复，未愈。巫宁坤与赵萝蕤重逢。“你这是要让我病情恶化吗？”中华书局决议出版陈梦家的著作《西周铜器断代》，并与赵萝蕤商讨相关出版事宜。起初，她喜极而泣，歇斯底里地大笑道：“我终于又能拿到稿费了！”然而，不久之后，她的情绪转为低落，伤心地痛哭流涕。

他们膝下无子。步入晚年的赵萝蕤，因脑血管硬化而视力日渐衰退。她一生钟爱于阅读，然而在医生的嘱托下，她不得不限制用眼。对她而言，最大的慰藉便是安坐于室，沉浸于古典音乐的旋律之中。每当清明时节，她都会缅怀两位亲人：一是梦家，一是她的父亲。“梦家离世，竟连骨灰亦无处可寻，因此我只能将哀思深埋心底。”

晚年赵萝蕤

陈梦家，早在久远之前，便以自己的诗句，为自身的归宿，预卜了谶语：

我从此永久恬静的安睡，

不用得纸灰乱在墓上飞；

再没有人迹到我的孤坟，

在泥土里化作一堆骨粉。